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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翻译作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科学等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工作也随着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日益繁荣，在不懈的探索中前进，在努力的建设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着力回顾、梳理60年来翻译研究在中国走过的路程，在反思、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继而明确在新的历史时期与多元文化语境中翻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指出中国译学研究应该着重关注的几个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和译学建设提出发展思路。

一、 中国翻译研究的探索与发展之路

建国60年来，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之路经历了风风雨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时期，即1949年至1978年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翻译活动历来与国家、民族重大的政治、历史与文化事件相生相伴，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1949年新中国诞生，迎来了中国翻译事业与翻译研究发展的新机遇。

1. 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翻译事业的繁荣与翻译研究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翻译活动受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解放仅仅一个月13天后，即于1949年11月13日，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在新中国率先成立，同时创办了《翻译月刊》；此后一年内，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南京文联翻译工作者联谊会、天津市翻译工作者互动组等翻译组织相继成立；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召开座谈会，同年内又数次约请各方面从事翻译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翻译工作座谈；1950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9周年的日子里，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主办的《翻译通报》创刊；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了“五四”翻译座谈会；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9月，《俄文教学》编辑部连续举办了两次翻译教学座谈会；1955年4月，沈阳俄专翻译教研组召开了翻译标准讨论会；1957年3月，北京俄语学院举行了四个高等俄语院校合编的俄译汉教材初稿讨论会。从上述有关翻译的各种活动来看，在处于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作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与桥梁的翻译，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和翻译的本质属性与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的。翻译工作者组织的相继建立，翻译工作会议的频繁召开和翻译实践与研究刊物的创办，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翻译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不断拓展的空间。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期，有关部门对翻译工作关注和支持的力度不断降低，翻译活动逐渐减少，翻译研究也少有展开。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这30年发表的近400篇翻译研究论文看，绝大部分发表于解放后的前10年。从发表文章所涉及的领域看，主要集中于翻译实践经验总结、翻译批评、翻译教学探讨和翻译人物介绍等几方面。除了对翻译实践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外，还有对前苏联翻译理论的译介和探讨，研究者展现了一定的国际视野。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多紧密结合翻译实践，针对翻译的实际问题展开讨论。从文章的选题看，研究工作明显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相对狭窄，理论探讨深度不够。

文革十年期间，由于国家对外交流和外交工作的需要，翻译活动并未停止，但其规模和形式均受到控制，尤其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翻译对象、翻译内容和源语国家的选择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翻译作品，译者多不署名或以集体署名，并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传播，读者亦非常有限。对于翻译的思考与研究一度停滞，对外学术交流中断，各种学术刊物停刊，翻译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也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对外交流的繁荣极大地提高了对翻译的需求，新的翻译高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实例，翻译活动与翻译思考形成充分的互动，翻译研究从对翻译标准的思考，到对俄苏翻译理论的介绍，进而到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再到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反思，开拓了汉译外研究、典籍翻译研究、口译实践及其教学研究、翻译工具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2. 翻译研究队伍的成长与翻译学科建设

建国初期，翻译研究队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政治外交战线的翻译实务工作者，二是文学翻译家。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政治觉悟高，二是具有扎实的中外语言基本功，知识面广；三是对翻译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老一辈翻译工作者善于思考，自觉地总结翻译经验，摸索翻译技巧。文革前17年《翻译通报》、《译文》、《文艺报》以及有关外语学刊所发表的翻译探讨与研究文章可以清晰地展现出这一特点。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国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各家各派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被逐渐介绍到中国。中国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对翻译工作不断增长的需求，凸显了翻译的重要性。中国高校的外语教育渐渐地突破了语言与文学的培养传统，对翻译的关注和兴趣慢慢激发了外语界对翻译理论的关注。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外语界的翻译研究队伍逐渐成长，翻译研究逐步摆脱了被忽视、被轻视和边缘化的状况，在90年代末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鼎足而立，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翻译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共同的事业追求将一大批有志于翻译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学术团体有计划、有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术活动，有力地保证了翻译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成立于1982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翻译协会），已设置了9个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有近50个团体会员。其中成立于1995年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由全国高校的翻译专家学者组成，该委员会秉承中国翻译协会宗旨，积极开展翻译理论研究、探讨翻译教学、培养翻译人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于1994年成立了翻译研究会。同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了翻译研究会。三个国家一级学会先后均设立了二级学会，以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为宗旨，以翻译教师和研究人员为主要成员，搭建起翻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社会对翻译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构成了翻译学科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外语学界一批具有宽阔学术视野和强烈学科意识的翻译学者从三个主要方面入手，不断推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一是以学术探索为基础。把理论建设当作翻译学科安身立命的根本，通过理论探索，明确翻译学的根本任务，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推出研究成果；二是以队伍建设为中心。翻译研究队伍的建设起步晚，起点低，困难大。从解放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看，翻译学科的建设经历了曲折而艰辛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翻译研究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凸现，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得以在学术界被认识，被揭示，进行探讨与探索。而在不懈的探索中，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显著提高。三是发扬改革创新的精神，以体制改革为推动，翻译学科逐渐摆脱了外语学科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体制层面上不断突破，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得认可，确立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经历了一个从“何为翻译学”、“有否翻译学”，到“如何建设翻译学”的发展过程，有过疑惑，有过争鸣，但疑惑促进了艰苦的探索，争鸣导向了积极的建设。

在翻译学术与理论建设工作中，《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等一批充分体现学术探索精神的期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翻译》更是明确自己的办刊宗旨：开展译学研究，关注前沿动态；切磋翻译技艺，探讨翻译教学；促进国际交流，繁荣翻译事业。明确的追求、开阔的视野和学术自由的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翻译学的研究工作中来。在翻译学科每个主要发展时期，有关的刊物均以敏锐的学术意识，适时开辟相关栏目，组织学术争鸣，引导翻译学科的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同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关注翻译学建设，支持翻译与翻译研究事业。从以翻译实务为研究基础，以翻译实务指导为己任的“翻译实务丛书”，到以促进翻译学科建设为追求，致力于翻译理论建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到追踪国际译学研究前沿，大力引进国外翻译研究成果的“翻译研究文库”，再到充分体现中国新一代译学学者研究成果的“译学新论丛书”，见证了出版人对翻译事业的关心和热心，对翻译理论建设的支持与促进。

翻译学科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教育事业密切相关。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外语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开始培养少量的翻译方向硕士生，199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第一名用翻译研究作学位论文的博士。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校对翻译师资的要求越来越多，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有关的二级学科，特别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开始翻译方向博士生的培养，探索翻译学博士的培养途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我国内地培养出以翻译研究做学位论文的博士约260名，还有30多名中国内地学者在港澳台和国外高校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他们现已成为国内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骨干力量，并在国际翻译教学和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是在各方面大力支持，合作探索，全面建设的过程中，翻译的学术队伍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年轻的探索者，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与追求，成长为翻译学科的中坚力量，在国家的对外交流、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理论建设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3. 60年来翻译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和翻译研究工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开拓了研究空间，另一方面，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为把握翻译实践的健康发展方向，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从60年来翻译研究的发展进程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最基本的规律，那就是翻译事业繁荣发展之时，便是翻译研究与思考的兴起与拓展之日。

从翻译研究成果的数量和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看，建国以来的前30年与后30年这两个时期呈现出来殊为明显的差别。

建国以后前30年，翻译研究基本附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缓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78年间，在国内有关刊物发表的有关翻译思考和研究的文章约为400篇。研究的领域主要有：1）翻译人物与思想的探讨，如有多文章探讨鲁迅和瞿秋白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翻译思想。2）翻译技巧的切磋，在解放后的前十年，对翻译技巧的探讨非常活跃，一些俄苏文学的翻译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者结合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在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层面总结经验，展开研究。3）翻译批评的有效展开，这与解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与机构对翻译质量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从那个时期发表的有关翻译批评的文章看，批评的针对性强，有的放矢，对维护翻译工作的严肃性，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4）翻译教材的编写，教材编写与翻译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解放后我国各条建设战线对高水平的翻译人员的需求，对我国高校的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传统的外语教育中，翻译教育处于从属的地位，由此翻译教材的编写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便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除了翻译研究的论文外，据不完全统计，1949至1978年间，国内出版的有关翻译的著述或教科书近90种。这些著作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国外翻译理论介绍类，主要译介前苏联的翻译研究成果，如上个世纪5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是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成果；翻译技巧总结与研究类，该类著作占较大比重，多探讨译名和地名的翻译，少部分涉及科技翻译、新闻翻译和法律翻译；教科书或翻译实用手册类，该类书籍主要涉及英汉和俄汉翻译，大多为笔译教材，也有少量的口译手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机器翻译的研究一度成为国家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关注的领域，机器翻译研究方面的著作也有问世。

应该说，建国以后前30年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当时的翻译实践问题展开，以翻译实践为关注的重点，总结翻译实践经验，试图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总的来说，翻译研究处于理论意识薄弱期，对翻译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缺乏足够的认识，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基本缺失，研究成果多为经验总结，技巧探讨，其特点为：主要研究笔译问题，对口译研究关注较少；笔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文献和文学翻译领域，对其他文类翻译的关注较少；以翻译经验总结为主，理论的探索与升华较少；研究以文本为主，多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而对文字转换所涉及的其他方面因素的关注与思考较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数量上看，根据对国内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①的分类统计，1979至2008年的30年间，仅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就达9000多篇。翻译研究论文不仅数量多，近10来更是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且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研究深度不断增加。

1979至2008年间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和教材约1600多种。与前30年相比，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方法论意识明显加强，视野开阔，研究趋于系统性和科学性。从1600余部的著作与教材发表的时间段看，大多数的出版时间在1990年之后。从各类著作所占比重看，占首位的是翻译教材类，约占总数的52%；第二位为翻译散论、杂谈类，约占13%；第三位为中外互译技巧类，约占10%，其中英汉翻译技巧占主要部分，内容涉及商务、科技、医药、旅游等翻译技巧；第四位为纯翻译理论研究类，约占9%；此外还有翻译史类、翻译教学类、翻译工具书类等等。就总体而言，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翻译教材和翻译散论、杂谈类虽仍居多，但近10年来纯理论研究著作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二是翻译教材的品种扩大，层次有别，特别是在近几年，口译教材数量不断增加，教材开始明确学生层次；三是翻译史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且从以往的文学翻译史开始逐渐扩展到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思潮发展史等领域；四是近年来引进国外翻译理论的著作数量及类型增多，从技巧研究到语言学派理论，再到全方位引进；五是翻译教学与研究界近年来对翻译教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教学理论研究有了突破；六是对翻译市场和翻译行业管理的研究有了起步。

60年来，特别是近30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能够不断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值得关注。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的推动。近30年，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有很大一部分设有翻译研究方向，在硕士和博士两个教育层次培养学生，展开研究。数量众多的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和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为翻译学科注入了活力，为翻译研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他们越来越注重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注重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大大推进了翻译学科的发展。从近10年出版的纯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看，有很大一部分是翻译学方向的博士论文。这些著作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探索精神，视野开阔，方法得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其次，中国的翻译研究得到了各级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科学研究资助体系中，翻译研究一直处于边缘。从1993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开始有翻译研究立项，至2008年共立项63项。翻译研究项目主要涉及以下研究主题：翻译史及译介学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产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过程研究。除了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立项资助翻译研究项目，近年来，资助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2004年至2008年5年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中翻译研究项目共计立项46项，另外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招标项目数项。同时，国内各高等学校、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项目中，翻译研究项目数量也不断增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人员申报的项目中，翻译及相关研究项目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4. 日益增强的学术交流活动与不断拓展的学术研究空间

上文谈到，解放之初，地方与中央有关部门、翻译机构和外语院校对翻译工作之重视，对加强翻译工作的反应之迅速，充分说明了翻译之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外语院校、翻译组织与机构对翻译的重视、思考与探讨，开启了一种共同探索和研究的良好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1949至1966年这17年间召开了20余次重要的翻译工作会议、座谈会和研讨会，内容涉及翻译组织的健全、翻译质量的监控和翻译教材的建设等。其中重要的大会有两次，分别是1951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和1954年8月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主办，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编译机构、出版社和翻译专家代表137人，胡愈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特别提到“翻译出版物的质量低，重复浪费，翻译工作缺乏计划性”等问题，希望“以后翻译出版物逐步消灭错误，提高质量，走上计划化的道路”^②；叶圣陶在闭幕辞中强调“翻译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使翻译工作走向计划化”^③，而要达到此目标，“应该从管理公营出版社和机关团体的翻译机构入手，应该从制定初步的全国全年的翻译计划入手”^③；沈志远作了题为《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大会发言。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强调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报告指出，文学翻译工作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订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进行。为此，必须有一个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拟订的统一的翻译计划，根据现有的力量和可能发掘的潜在力量，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和编审出版的工作。必须加强文学翻译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集体互助精神，培养新的翻译力量。^④如上文所言，其他多为地方性会议，会议议题多涉及翻译的组织工作，也有一些专业性较强，针对某一翻译问题展开讨论的会议，但基本上没有组织全国性的理论性的翻译学术研讨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流的步伐越来越快。1982年，中国翻译协会成立，这是由全国与翻译工作相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学术性、行业性组织。协会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于1987年正式加入国际翻译家联盟，进入了国际翻译家联盟的领导和学术机构，全面参与国际翻译家联盟的各项重要工作。近10年来，中国译协每年都组团参加各种国际翻译交流活动，如参加美国、英国翻译协会的年会；参加在泰国、约旦、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举办的各种翻译大会；参加国际翻译高校联盟的年会；组织国内高校到境外参加翻译培训，等等。2005年以来，中国翻译协会的代表一直担任国际译联副主席的职务，为推动中国翻译界与国际翻译界的沟通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地区性的协会合作，促进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国译协于1995年发起组织“国际译联亚洲翻译家论坛”，目前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五届。2008年8月4日－7日，由国际翻译家联盟和中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与会期间，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围绕着“翻译与多元文化”这一主题，大会精心组织的90余个分会场，就业界关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这是国际译联在亚洲举办的首次世界翻译大会，中国取得此次翻译大会的主办权，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事业的迅速发展，体现了国际译联和国际翻译界对中国在全球翻译事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可和关注。世界翻译大会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受到了国际相关组织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委员会翻译总司等3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的意义深远，将有力地促进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与重视，繁荣翻译事业，发挥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理论建设方面，这次大会将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将多元文化的建设与翻译事业紧密结合，开拓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增强了翻译与翻译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

随着翻译事业的繁荣，在外国语言文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推动下，翻译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984年开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开始举办各类翻译会议。1985年首届全国中青年文学翻译经验交流会在烟台举行。1987年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召开。此后，翻译研究的学术活动不断增加，交流日益频繁，学术会议数量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成果影响逐渐深入。翻译学术会议的主题大体可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及翻译教学四大类。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汉译外、军事翻译、医学翻译、外事翻译、旅游翻译、民族语文翻译、翻译产业等领域都定期举办翻译经验交流会。

在翻译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工作中，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01以来，召开了多次以翻译学科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重点讨论翻译学的学科范围、学科构架、基本理论等问题，对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一些相关行业学会的学术会议也普遍设立翻译研讨论坛。从学术会议的规模和影响力可以看出，翻译研究的专门论坛、高端会议、区域性会议和国际会议开始增多，这些都说明翻译学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肯定与重视。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有力地促进了翻译界的学术探讨与交流，有关会议的论文集也充分反映了翻译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翻译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另外，中国学者参加国际翻译会议越来越多，开始在国际翻译研究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5. 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翻译与翻译研究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翻译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对翻译现象的思考也相伴相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翻译思想和观点。建国60年来，随着社会对翻译需求的迅速增加和翻译活动的丰富多彩，中国学者对翻译活动、翻译现象、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如果说20世纪及其之前，翻译还被视作个体手工操作的行业而备受忽视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翻译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开始凸现其专业地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备受关注。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学好外语就可以胜任翻译工作，外语人才等于翻译人才，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这一认识误区把翻译人才的培养长期局限于外语教学的框架之内。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展对翻译的大量需求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后，我国的国际交往明显增多，外交工作和文化交流活动对具有国际视野和娴熟的翻译技能的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满足国家在新时期的需要，197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创办了联合国译员培训班，首次正式培养职业译员，开辟了中国职业化翻译人才的培养之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翻译专业教育宝贵的经验，也使国人逐渐开始认识到专业翻译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认识到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对外语人才和高水平翻译人才需求的迅速增加，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培养专业化翻译人才，翻译人才与一般外语人才的区别何在，培养方式和条件要求有何不同，等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翻译理论与实践”为名称的二级学科得以建立，虽然翻译学科一度在学科设置的层面受到限制，但随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分别于2004、2006、2008年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了翻译学学位点，培养翻译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为适应翻译人才培养的需要，从学科探索的角度出发，教育部于2006年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翻译本科专业，经过三年的发展，迄今已有19所院校获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2007年，经过广泛的调查和严格的论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的翻译人才搭建了平台，首批15所院校获准设置学位点，当年开始招生，2009年又扩大至40所院校。此外，越来越多的青年翻译学者进入全国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研究。不同层次相结合，学术型与专业型兼顾，逐步形成了一个由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和博士后研究组成的完备的学科体系和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人才的培养体系。

在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中，有目标、分层次、有重点地实施翻译教育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从翻译事业的根本需求出发，探索翻译人才培养的规律，科学地设置不同层次的翻译专业，是中国翻译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国翻译学科的建设过程来看，人们对翻译专业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误区。经过翻译学者多年不懈的努力，这些错误观念正在得到改变，科学的翻译教育观正在逐步确立。

近10年来，翻译专业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翻译教育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全国翻译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在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各所在院校的支持下，在工作中不断进取，努力开拓。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有关翻译院系的交流协作组和各级翻译教学和研究组织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工作，从翻译教育的理念入手，努力探索，统一思想，加深认识翻译专业的内涵，廓清翻译专业与外语专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高校办学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展师资培养，科学设计师资培训的内容，通过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师资水平，打下翻译专业建设的良好基础，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探索与研究，针对翻译能力的培养和翻译素质的提高开设课程。此外，翻译的教材建设近年来也取得突破性进展，针对不同层次办学的理念和实际要求，“翻译本科专业系列教材”、“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系列教材”和“翻译专业必读书系”等定位明确的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有力地推进了翻译专业的建设，为翻译人才的培养探索有效的途径。

二．新时期翻译的使命与翻译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上面的简要回顾中我们看到，6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我国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理论意识、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翻译研究方法的日趋科学化和翻译研究队伍的日渐扩大，翻译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学术研究日益深入。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翻译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互相尊重、互为补充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要发挥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交流中的作用，我们必须明确当今时代翻译所应具有的精神和所肩负的使命。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人类社会想要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与外界进行接触，以建立起交流的关系，向着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事实上，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以固步自封的态度消极地维护一个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排除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外，造成自身的落后。一种文化，无论其多么辉煌、多么强大，总是存在自身的局限，只有走出自我，在与其它文化的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才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渐渐在与其它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交融中丰富发展。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无疑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德里达指出，“翻译就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⑤。翻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同语言、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首要保证。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它都保证了持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翻译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以及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

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存，这是历史赋予翻译活动的重要使命，所有的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都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中国译协副会长黄友义在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闭幕式上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多样性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可贵。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融、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是各国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⑥

基于对翻译及其使命的这一认识，我们进一步看到，翻译实践几千年的厚重历史和当前繁荣的翻译事业，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和广阔的思考空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文化多样性的维护问题被更加严峻地提了出来，而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如何深化翻译研究，加强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也随之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必须坚持正确的翻译文化观，进而在翻译文化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我们的翻译研究。在梳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的主要成就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针对国内近30年来翻译研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与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如何扩大翻译研究的视野，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在多元语境之下推进翻译理论研究向系统化和深度发展，提出如下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1. 翻译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要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必须关注翻译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功能；从翻译活动对文化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着眼，理解翻译的意义、作用与定位，而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标准、翻译技巧等的讨论。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意味着既要关注翻译活动本身的历史，也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学术史等等。另外，我们要坚持翻译的历史发展观，翻译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实践活动，其范围、形式和内容在不断扩展，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复杂、多样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的内涵在不断扩大，因此，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也要不断加深。

2. 翻译研究要关注现实的重大问题。翻译研究要走出象牙塔，翻译教学和研究界应该密切关注翻译活动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认识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使命，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大语境，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翻译活动在其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丰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迅速，翻译活动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各类资料中选择翻译的对象？如何加强翻译规划？如何提高翻译质量？如何进行翻译管理？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有开阔的视野和探索的精神，去面对，去思考，去研究。

3. 翻译研究要关注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翻译研究应该关注如何以尊重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异质文化与文明，如何在异质文明中进行平等的双向交流，并促进异质文明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为使命。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一项有多种因素参与的复杂活动，我们的研究应该克服就翻译论翻译的狭隘的、技术性倾向，而把翻译置放在一个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与研究，以把握翻译的内涵与本质，并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这一本质出发去讨论翻译的标准、原则，去制定翻译的策略、方法与手段。由于翻译是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承担着精神交流的中介作用，译者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桥梁，翻译的首要职能是沟通。因此，面对作者和读者，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应采取怎样的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4. 翻译研究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人类思想交流一个重要的纽带与桥梁，因此，翻译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翻译自身，而要立足于翻译，放眼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翻译学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须不断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同时力求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这就要求翻译学研究者不断增强学科意识和理论意识，把握研究的定位、研究的基本问题，确定发展规划，保持内在动力，鼓励形成本土的翻译流派或学派。

5. 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翻译的手段，职业化的翻译行业也改变了传统翻译教学的理念，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有关人类交流、文化对话的重大问题，也要关注翻译工具的革新和翻译过程的改进，关注借助新技术改进翻译工作、提高翻译效率的手段。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兴的产业与行业、新的文化市场、新的媒介手段，都应该加以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密切关注翻译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思考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和翻译质量提出的新的要求，以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

在建国以来60年的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建设的历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立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肩负起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不断加深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认识，关注在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中提出的新问题，开阔视野，把握翻译活动、翻译教育的新趋势、新动态、新问题，进一步加强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探索翻译人才培养之路，为繁荣中国的翻译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这15种期刊为《中国翻译》、《语言与翻译》、《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界》、《现代外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中国俄语教学》。

② 胡愈之在1951年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辞载于1951年《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

③ 叶圣陶在1951年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闭幕辞载于1951年《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

④ 茅盾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载于1954年10月号《译文》。

⑤ 引自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访谈代序”，第22页。

⑥ 黄友义在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闭幕式上的发言《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载于2008年《中国翻译》第4期。

[作者简介]

许钧，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法国文学

穆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翻译学